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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战国共俘获的日军对比 - gpan523的日志

2018-04-16 15:11 点击:
八年抗战国共俘获的日军对比 - gpan523的日志
1945年8月12日八路军俘虏了日军一个大队长,1945年8月15日前不是“很罕见的事情”,而是“绝无仅有”的事情。他是1945年8月15日前中国军队唯一俘获的日军大队长。
中国军队俘虏过的日军大队长,连这个柴山茂,有名有姓一共3个,都是敌后战场抓住的。另2个大队长是——
1945年12月26日,新四军在与江苏高邮拒降日军的作战中,俘虏日军独立混成第90旅团步兵第626大队大队长岩崎学(这次战斗共俘获891名日军)。 1945年12月31日,八路军在与山东禹城拒降日军的作战中,俘虏日军47师团步兵131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山谷悦二郎(这次战斗共俘获613名日军)。
柴山茂是“抢在”1945年8月15日前三天给俘虏,而另2个大队长,则都是8月15日之后继续与拒降的日军进行作战的战果了(也有资料说,1940年10月29日山西平遥回回堡战斗,八路军俘虏日军“大队付”山田和沧,但是日军似无此职务)。
抗战中抓到的日本俘虏其实并不少。
截止到1945年10月11日,敌后战场我军俘虏日军6213名(亨亨觉得这个数字有点搞笑。 日军投降前亨亨估计俘虏数目 应该在1000左右)(另有746名日军投诚)。八年抗战中,多个敌后我军部队的战役战斗战报、年度战报中都常常发布精确到个位的日军俘虏人数(不是“日伪军”笼统混在一起)。
甚至有敌后战场年度俘虏日军情况的资料(出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斗总览》865页):1937年9月-1938年6月: 俘虏124人;1938年6月-1941年5月: 俘虏1771人;1941年6月-1942年5月:俘虏 442人;1942年6月-1943年5月: 俘虏428人;1943年6月-1944年5月: 俘虏519人;1944年5月-1945年5月: 俘虏773人(亨亨估计只要还有一口气都算上);1945年6月-1945年10月11日: 俘虏2156人。
正面战场俘虏的日军,没有见到年度统计,也没有一共俘虏了多少的统计。各种战报也鲜见俘虏的记载——这与正面战场多为节节抵抗的单纯防御战,且不注重用“攻心战”瓦解日军有关。在取得辉煌战绩的作战中,根据国军战报,俘获日军较多的战役有:
台儿庄大捷,俘虏719名日军(这个数字肯定有夸大);第三次长沙会战俘虏139名日军;滇缅之战中,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共俘虏647名日军;湘西会战俘虏247名日军。
正面战场把战俘转运后方不是很困难,和敌后战场各个根据地分散管理战俘(部分送延安工农学校教育)不同,采取了集中“收容”的方式。抗战中,国民政府设立了2个日本俘虏收容所:第一日本俘虏收容所成立在西安,1939年6月迁到宝鸡县。从1939年起到抗战胜利,第一日本俘虏收容所共接收“日本战俘500余人”,华北正面战场俘虏的日军极少,有资料说这个收容所其实是“专收容八路军俘虏的日本兵——抗战的前期,八路军没有形成战俘管理制度,俘虏的很多日本兵转送到了这。俘虏收容所另有一些战俘是日军飞行员,是空袭大后方被击落后俘虏的。(亨亨当时估计不会超过2500, 为50万日军的0.5%)
第二日本俘虏收容所始建常德,再迁长沙,随战事的发展,后设在贵州镇远县(有分所设在重庆刘家湾),44年2月日军占领独山后,又迁到重庆鹿角场。但是根据资料,第二日本俘虏收容所的日本战俘“通常是500余人,最多时达到700余人”(其中不都是日本军人,也有俘获的日本军属,日本慰安妇以及替日军服务的商人、夫役等)。
在抗战中这俘获的数以千计的日军俘之中,如前述,俘虏的大队长只有3名。那么,抓到的中队长有多少呢?
在正面战场的日军俘虏中——第一日本俘虏收容所中有军官身份的战俘,资料只记录有飞行员。而根据史料记载,第二日本俘虏收容所只有极少几个日本俘虏“承认自己是军官出身”。虽然说得是“几个”,资料中有姓名记录的日军军官战俘仅仅2个:长谷川敏三,13师团的“宣抚班”成员(长谷川敏三46年回国后加入日本共X产X党,80年代初曾担任日中友好协会本部事务局长),他是战俘中从事反战宣传、向日军喊话的工作队队长。另一个日军军官战俘,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俘虏的日军独立山炮第2联队第5中队中队长松野荣吉。作为一个不小的战绩,在战报之中专门提到了“松野荣吉”的名字。
从目前的资料推断,松野荣吉似是正面战场八年唯一有姓名记录的日军中队长俘虏。湘西会战战报说俘虏的日军中有军官17名,但是却没有指出是否俘虏了中队长以上的军官。按“松野荣吉”的前例,17名军官中应是不会有中队长。(也有资料说,湘西会战之中,在中 共地下党武装“农民抗日队”协助的青山界战斗中,俘获日军中队长胜步雄旦雅。但是何以战报都不明确载此战绩?)
在敌后战场的史料中,俘虏日军中队长的记录也不多见,而且大多记录较为笼统,如“俘日军中队长1名”、或是姓名不完整,如“俘日军中队长小村”。有完整姓名可查的仅仅四名:
1939年5月27日,山东临邑县盘河伏击战,我军俘虏了日军中队长小野清夫。 1942年6月24日(一说为6月9日),河北任邱县打击日军“剔抉队”的边家铺战斗,俘虏了日军中队长伊豆文雄。
1943年9月14日,著名的白洋淀“雁翎队”伏击日军武装汽船,俘虏了日军中队长十加三郎。
综上,即使考虑到被俘的日军中队长隐瞒身份或是资料脱漏的情况,从现有资料来看,八年抗战中,俘虏日军中队长也是“很罕见的事情”。俘虏日军大队长、中队长如此之少,这不能不说是日军大队、中队的军官多为狂热的“武士道”信徒,战斗意志顽强的结果。但是说到这,就得顺带说一说前文提到的日军中队长伊豆文雄被俘后的经历:
边家铺战斗歼灭一支“剔抉队”,又俘获一名中队长,成为了42年冀中反扫荡辉煌的战绩之一,《晋察冀画报》随后发表了反应这次战斗新闻照片《追歼狼狈溃逃敌军》、《俘虏日寇中队长伊豆文雄》。伊豆文雄被俘时正率领“伊豆剔抉队”深入根据地。这样的“剔抉队”是从日军多个部队抽调”经验较丰富、经过多次战阵“的日军老兵组成。可以带领“剔抉队”作战,伊豆文雄无疑是最狂热的“武士道”信徒之一。他其实是战斗中受伤倒地才被抓住的。而在被八路军俘虏后,顽固的伊豆文雄竟还曾咬了审讯人员一口。然而,伊豆文雄被送到延安后,他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伊豆文雄后来回忆说,在延安集聚着中华民族的精华,那里使他从武士道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觉醒了的伊豆文雄也成为了一名“日本八路”,其后在华工作14年(30岁被俘,一直在华工作到44岁)才返回了日本。
可以说,伊豆文雄被俘后的经历,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敌后战场为什么可以在艰苦条件下取得了辉煌胜利(这样的胜利,从俘虏了几千日军的战绩可以看出);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有那么多日军俘虏成为了“日本八路”,和中国军民一起抗击侵略、迎接抗战的胜利。
编辑:admin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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